作者简介：石伟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062）；郝天聪，博士，讲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教育学一般项目“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研究”（21FJKB012）；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一般课题“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的职业教育吸引力研究”（D/2021/03/167）。引用:石伟平,郝天聪(2023). 职业教育如何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黄炎培职教思想的当代启示[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35(1):59-67.
摘要：建设技能型社会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愿景，需要职业教育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技能型社会建设仍面临利于技能形成的国家技能开发体系尚未健全、宜于技能成才的社会文化支持系统尚未改善、便于技能更新的终身技能学习框架尚未建立、助力技能习得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尚未成熟等诸多挑战。职业教育先贤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职业陶冶教育、职业补习教育与职业教育社会化等思想精髓，对建设技能型社会提供了宝贵启示：健全国家技能开发体系需要打破技能形成的时空限制，完善社会文化支持系统需要注重技能文化的早期培育，建立终身技能学习框架需要强化技能更新的持续推进，完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需要建立技能的有效习得机制。基于此，职业教育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可采取如下行动路径：发挥校企主体作用，加强技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国家技能开发体系；强化职业启蒙教育，打造技能成才的社会基础，重构社会文化支持系统；调整职业院校角色定位，提供技能更新公共服务，打造终身技能学习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推动人才培养的理实一体，改革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关键词：技能型社会；职业教育；技能人才；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蓬勃发展，总体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但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仍旧不足，存在“大而不强”的特点。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新华社，2021a）。技能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技能型社会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基础，构建技能型社会是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命题（唐智彬等，2022）。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需要，度过经济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和就业大局稳定，需要深化技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我国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宏伟蓝图。技能型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支持与努力，而且需要职业教育在其中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尤其是推动技能人才供给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需求高度匹配，最终助力我国跨入技能强国之列。本研究在明确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愿景与现实挑战的基础之上，深入挖掘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精髓，汲取可供新时代建设技能型社会参考的宝贵经验，进而在健全国家技能开发体系、重构社会文化支持系统、建立终身技能学习框架、改革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提出职业教育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可能路径。作为一个政策话语，技能型社会概念的提出经历了特定的发展历程，展现出国家层面对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憧憬与期待。当然，技能型社会建设愿景的实现殊非易事，仍然面临着一系列艰巨的挑战。在精英主义理念下，我国曾提出建设知识型社会、科技型社会等各种社会建设蓝图，其建设目标在于打造知识型或科技型人才队伍，关注重点也是以精英为代表的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相比之下，技能以及技能人才的重要价值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为了重塑技能的社会价值，推动人才的多样化发展，我国逐步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宏伟蓝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新华社，2017），这是技能型社会概念的萌芽。作为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全新命题，技能型社会同职业教育具有天然的耦合性，它既是凸显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综合体现，也是凝聚职业教育合力的重要抓手（朱少义，2022）。近年来，建设技能型社会已经成为职业教育改革的主题词。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首次提出技能型社会概念（陈宝生，2021）。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同样提出“切实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技能型社会”（新华社，2021b）。2022年4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审议通过，开篇即提出“建设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中国人大网，2022），将建设技能型社会正式写入法律。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重要理念，而且描摹了“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特征（陈宝生，2021）。各要素环环相扣、相互补充，共同在技能型社会建设过程中发挥协同效应。具体而言，“国家重视技能”主要是指，将技能形成上升到国家战略，构建政府、职业院校、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技能开发新格局，不断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高技能人才。“社会崇尚技能”主要是指，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劳动观念，认识到技能的宝贵与社会价值，引导社会大众尊重技能、技能人才与技能型岗位，引导更多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改变轻视实业、轻视技能的社会风气。“人人学习技能”主要是指，从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出发，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技能学习提供基本的保障条件，引导处于职业生涯发展不同阶段的人士学习所需要的技能，有效提升国民技能素养。“人人拥有技能”主要是指，通过接受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人人能够获得所需要的职业能力，能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到各尽其才、各展其才。“国家重视技能”意味着不仅要给予一系列的政策配套，而且要直面一系列技能形成难题。从技能形成的理论角度看，技能型社会就是增加技能形成的多元化路径，提升技能形成的效率（石伟平，2021）。与“国家重视技能”这一理想形态相比，现实中的技能形成仍然面临着很多艰巨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者队伍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但仍有大批无技能、低技能的劳动者。该群体大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就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技能人才的缺乏甚至影响到我国产业经济的转型升级。究其根源，国家层面未能围绕技能形成的需要来健全技能开发体系。从技能开发的主体来看，过于依赖学校单一主体，企业、行业、社会培训机构等主体发挥的作用不突出。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企业办社会的功能逐渐脱离，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经济实体，而不再承担教育角色，其在技能开发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日渐式微。因此，技能开发的重任被压在学校一端，而且偏重于职前阶段的学校职业教育，导致整个技能开发体系在职前与职后阶段呈现割裂状态，技能人才培养无法实现有机衔接。此外，由于我国的行业体系、社会培训体系长期处于与学校职业教育脱节的状态，行业与社会培训机构在技能开发中发挥的作用着实有限。综上所述，当前我国技能形成的需求仍然很大，但技能供给侧所能提供的帮助有限，利于技能形成的国家技能开发体系尚未健全，职业院校在技能开发过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而企业在技能开发中所发挥的作用则有待提升。社会不崇尚技能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且是一个历史问题。建设技能型社会需要直面来自传统文化的挑战。我国自古就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技能甚至被贬低为“奇淫技巧”，技能型劳动者也未得到充分的尊重。由此，技能成才道路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缺乏文化基础，难以得到来自社会大众的真正认同。与技能成才道路相比，人们更信奉读书成才道路。如古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所言，与读书成才、进入仕途相比，其他所有行业的社会地位都是相对低下的。当然，上述说法放到今天必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也与当下社会各界对职业地位的认知存在一定差异。但也不得不承认，传统观念的更新与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社会大众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依旧强烈，虽然通过读书最终所走向的不一定是仕途，但却可能是与仕途相似的其他行业（郝天聪，2022a）。从当下来看，技能成才道路仍然面临艰巨挑战，尤其是面临来自文凭社会的挑战。文凭是劳动力市场筛选人才的重要工具，具有较高文凭的人往往更有机会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相比之下，技能人才未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职业资格证书在劳动力市场人才筛选中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而且，从职业生涯后续发展可能性来看，技能人才相较于学术型人才在发展机会、上升空间、薪水待遇等方面处于全面劣势状态。由此可见，宜于技能成才的社会文化支持系统尚未改善，技能人才未受到切实尊重，技能成才道路仍然未取得广泛的社会认同。“人人学习技能”是一种理想的技能型社会形态，但就当下而言，支撑这种理想社会形态的现实基础仍然薄弱。在技能型社会建设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对技能的新需求。近年来，从世界范围来看，德国提出了工业4.0概念，美国提出了工业互联网战略，欧美发达国家掀起了一股“再工业化”潮流。我国也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力求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在上述背景下，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技能人才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在技术不断升级变革的过程中，良好的人机结合起着关键的作用，技能更新则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如果劳动者技能无法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而更新，那么将很容易被替代或者淘汰。尽管技能更新需求大量存在，但我国在技能学习方面只是做了一些局部性的探索，远未达到终身化、全民化、普惠化的状态。一是目前职业院校主要服务对象仍旧是适龄青少年，其面向社会大众的职业培训功能未得到有效开发。二是企业对职业培训的重视程度不够，与投资技能培训相比，更愿意通过技术改进降低成本。三是具有公益性和公共性特征的社会技能培训机构有限，而且其基础设施、设备不足，难以为终身技能学习提供良好的支撑。四是支撑终身技能学习的国家资历框架未得到系统建立，局部性的探索不利于技能学分的认证与转换等。由此可见，便于技能更新的终身技能学习框架尚未建立，“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终身技能学习理念也未得到有效贯彻，探索实现终身技能学习仍然任重道远。“人人拥有技能”这一目标的实现同样是一个系统工程，关键要在保障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上下功夫，尤其需要探索构建适合技能人才成长的培养模式。在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下，职业院校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体，企业未能深入参与其中，导致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无法得到有效保证。从专业设置来看，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的科学性不足，缺乏深入的市场调研，导致所培养人才的能力规格与市场要求存在一定的错位。从课程开发来看，课程开发的主体一般为职业院校教师，缺乏企业的深度参与，导致无法开发出面向社会需求的高质量课程。从教材建设来看，其结构安排仍然遵循学科逻辑，而非工作逻辑，导致课堂教学内容与工作实际脱节。从实习实训来看，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参与程度仍然不够，学生实习实训难以得到企业师傅的深入指导。从师资队伍来看，职业院校现有教师大多缺乏企业工作经历，且未能开展有效的企业实践，具有企业背景的兼职教师占比较小。从校长工作经历来看，校长大多具有学校行政管理经历，而具有企业管理经历者较少，导致不易与企业建立起紧密的联系。综上所述，助力技能习得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尚未成熟，企业在我国技能人才培养中的主体作用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而单一的学校主体很难培养出市场所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在技能型社会建设过程中，职业教育需要承担重要的角色。职业教育如何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这一问题，一直备受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实践工作者的关注。20世纪初，在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提出之际，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先贤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并就职业教育与社会建设的关系展开了实践探索。如黄炎培在纪念中华职业教育二十四周年所作《从困勉中得来》一文所言，“吾们所以主张职业教育，推行职业教育，是触发于一些实际的社会问题。这里‘社会’二个字是特别要重视的。”（黄炎培，2019，p.192）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于，通过发展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促进技能的跨界形成、文化形塑、持续更新与有效习得，这对于我国当前的技能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对职业教育的狭隘理解下，技能人才培养往往局限于职业院校范围内，与企业、行业等缺乏紧密联系。1925年，黄炎培发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深入探讨了技能形成的独特规律，强调尤其需要以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来重塑对职业教育的理解。黄炎培倡导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展现了他在教育实验与实践中的深刻思考，意在从社会的视角反观中国职业教育所处的社会基础，将职业教育与人的社会化、经济、文化相联系（王星，2022）。也就是说，办好职业教育不能仅仅依托教育界的力量，而是应该借助社会各界的力量。如黄炎培所言，“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黄炎培，2019，p.72）在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指导下，黄炎培提出，“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黄炎培，2019，p.71）不能“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意味着，要避免人为添加职业教育的边界，如果将职业教育理解为狭隘的学校职业教育，就会导致技能培养局限在学校范围内，进而无法发挥其他主体的育人作用。不能“只从教育界做工夫”意味着，职业院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该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企业也应该深度参与技能形成过程。不能“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意味着，职业教育本身就是社会建设体系的一部分，如果社会整体建设不好，农工商业便不会发达，职业教育就更难发达，所以技能形成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夯实技能形成的社会基础，营造有利于技能形成的社会环境。在黄炎培看来，职业教育不仅要做到“使无业者有业”，而且要做到“使有业者乐业”。其大意为，职业教育不只要帮助没有职业的人获得职业，以解决谋生问题，还要让获得职业的人感受到职业的趣味。要达成上述目标，需要在中小学阶段大力加强职业陶冶教育，帮助学生找到自身的职业兴趣。对此，黄炎培曾提出，“职业教育于吾国，其为基至薄，诚欲厚培之，必自推行职业陶冶始。”（黄炎培，2019，p.160）对于职业陶冶教育的内涵，黄炎培也作出进一步解释，“范土成器谓之陶，铸金成器谓之冶，以此方法，施之教育，使儿童于不知不觉中，养成为己治生、为群服务之兴趣与习惯，所谓职业陶冶是也。”（黄炎培，2019，p.159）从黄炎培对职业陶冶教育的界定中能看出其对技能成才道路的理解。一方面，职业陶冶教育是为了帮助个体培养起关于职业的早期兴趣，最终选择一条适合自身禀赋发挥的职业道路；另一方面，职业陶冶教育还旨在培养通过自身职业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使技能成才道路不仅对个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社会发展彰显价值。按此逻辑，在中小学阶段大力加强职业陶冶教育，对于帮助学生认清技能成才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引导学生主动选择技能成才道路等，都具有突出作用。然而，技能成才道路要想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并不容易。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五年间之感想》一文中，黄炎培提到，“而况社会尚沿贱工之习，与其向上心绝不相容。故自最近二三年来，工读主义虽为新文化潮流之一部分，而不易实现，或虽现而不能维持存在。固半由于现行学制、工制之不适于工读，其精神上亦实有此障碍焉。”（黄炎培，2019，p.171）可见，职业陶冶教育发挥实效的关键不只在于学校内部，而且在于社会文化基础，需要同时营造有利于技能人才成长与发展的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职业教育自引入中国之日起，就与实业发展、技能提升一直密切关联。最早提出职业教育一词的陆费逵曾指出，“职业教育，则以一技之长，可谋生活为主”“非职业教育兴盛，实业必不能发达，民生必不能富裕”（舒新城，2019）。一技之长的形成需要接受系统的教育，技能的获得并非一劳永逸，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为满足技能的更新需求，黄炎培提出要大力发挥职业补习教育的功能。从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职业教育发达国家来看，无不将职业补习教育作为其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黄炎培看来，办工业最大的难题就在于工人，需要通过职业补习教育提高工人技能水平。他以工业为例提到，“欲增进工人之知识技能，则宜教育；欲使工人尽心尽力于作工，则宜教育；为工人谋幸福而又不欲工人走入迷途，则愈不可无教育。一面教育，一面作工，作工为主，教育为辅，于是乎有工业补习教育。”（黄炎培，2019，p.140）除了工业，黄炎培认为，农业、商业等也需要开展职业补习教育。对于如何推进职业补习教育，其提出两方面举措，“一方面由热心社会福利之人士奋勉进行，一方面由政府定有专律，协助执行。”（黄炎培，2019，p.141）其意在表明，职业补习教育不仅需要发挥职业院校力量、社会力量，而且需要政府部门的统筹规划。促进技能的有效习得，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关键所在。获得技能的关键在于，在工作岗位实践操作过程中通过亲身体会，对经验进行吸收和内化（郝天聪等，2017）。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需要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断探索新思路，并在课程、教学、教师等办学核心要素上实现系统性创新。对此，1930年，黄炎培在《职业教育机关惟一的生命是怎么》一文中提出，应该将职业教育机关惟一的“生命”界定为“社会化”。黄炎培认为，“职业学校有最紧要的一点，譬如人身中的灵魂，‘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是什么东西呢？从其本质说来，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说来，就是社会化。”（黄炎培，2019，pp.85-86）所谓社会化，通俗来讲，就是职业教育应该开门办学，发挥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主体作用，尤其是吸引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过程。黄炎培认为，应该在设科、课程、训育、实习、教师资格、校长资格等方面均推进社会化建设，这是促进技能有效习得的重要基础。具体而言，在设科方面，需要充分考虑经济社会最新需求，不可盲目设置科目；在课程方面，需要考虑到国家课程标准与学校办学需要的平衡，引导企业参与课程开发；在训育方面，要为学生提供职场真实工作环境，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之中养成职业素养；在实习方面，需要采取更为灵活的实习安排，重视企业师傅在实习方面的指导；在教师资格方面，不仅对教师的学历有要求，而且需要教师具有企业工作经验，并定期前往企业实践；在校长资格方面，需要校长具有较强的社会活动力，有能力整合可用的社会资源，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办学。（1）健全国家技能开发体系需要打破技能形成的时空限制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对健全国家技能开发体系所带来的启示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本质是通过发展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来有效促进技能的形成。技能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具有典型的跨界性特点。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思想精华在于，提出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应该遵循技能形成的基本规律，要主动打破技能人才成长在空间、时间上的限制，并主动融入社会建设进程之中。具体而言，一方面，在技能形成的空间上，要打破职业院校、企业、行业之间的界线，实现技能人才的协同培养。以技能形成为最终指向的人才培养需求，要求作为供给侧的国家技能开发体系做出相应的变革。国家技能开发体系不仅需要职业院校在其中发挥主体作用，而且需要企业、行业等同样发挥主体作用。亦即，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都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这是促进技能有效形成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在技能形成的时间上，要打破职前阶段与职后阶段的隔离，实现技能人才的接续培养。亦即，一个完整的国家技能开发体系应该包括两端，一端是职前阶段技能开发体系，一端是职后阶段技能开发体系。二者同样重要，并应该实现有机衔接。（2）完善社会文化支持系统需要注重技能文化的早期培育黄炎培职业陶冶教育思想对社会文化支持系统构建所带来的启示是，技能型社会的建设应该注重技能文化的早期培育，重新审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拉近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距离，深化普职融通。技能成才道路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对于有深厚“学而优则仕”文化传统的中国而言，观念的转变非常关键，尤其需要帮助学生在人生成长的早期阶段建立起关于职业的基本认知，认识到技能成才道路的光荣与伟大。尊重技能、以技能为业，形成社会崇尚技能的文化氛围，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关注儿童早期兴趣的养成、天性的发掘，尤其要在中小学阶段构建起有利于技能成才的职业陶冶教育体系，营造技能成才的良好社会文化氛围。在基础教育阶段，要积极强化职业启蒙，引导学生、家长和社会大众树立技能宝贵的正确价值观，客观看待普职分流，将技能文化真正地渗入人心。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经过系统的职业启蒙教育，往往可以建立起对职业的正确认知，更有可能选择技能成才道路。（3）建立终身技能学习框架需要强化技能更新的持续推进黄炎培职业补习教育思想对终身技能学习框架建立所带来的启示是，技能型社会建设应该强化技能更新的持续推进，提高技能供给的规模与质量。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劳动者技能水平需要不断更新，才能适应工作岗位的最新需求。在学校教育阶段，学生所掌握的仅仅是满足工作岗位基本要求的能力。但是，从长远的职业生涯来看，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根据工作岗位的最新要求，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为满足技能人才在职后的技能更新需求，需要建立终身技能学习框架，将技能学习作为一项公共事业来发展，并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清单，让技能学习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当然，终身技能学习框架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同类型的组织需在其中发挥不同的作用。职业院校可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充分拓宽职业院校的办学功能，打造集就业、升学与社会培训为一体的多功能办学平台，不再局限于校内适龄学生的培养，而是致力于为更广泛的社会人群提供便利的技能学习服务。同时还需充分发挥行业、企业在技能更新中的作用。（4）完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需要建立技能的有效习得机制黄炎培职业教育社会化思想对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完善所带来的启示是，技能型社会建设需要建立有效的技能习得机制，提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效率。具体而言，在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要着力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在专业设置方面，要积极对接产业需求，明确人才培养规格与定位，提高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二是在课程开发方面，要兼顾国家课程标准的统一性与地方课程实施的灵活性，并有效整合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课程开发；三是在实习实训方面，要注重真实工作情境的营造，为学生提供更多在真实工作场所实习实训的机会，并引导企业师傅对实习实训学生开展深入指导，让学生能够在实习实训过程中提升自身的专业实践能力，为后续就业做好准备；四是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要着力打造“双师”教师队伍，鼓励职业院校教师到企业实践的同时，适当引进拥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兼职教师，并围绕理实一体化教学的需要建设分工明确、合作深入的专兼职教师团队；五是在校长队伍建设方面，要积极引导校长与行业、企业等保持密切联系，增强校长的社会活动力，提升校长影响力与社会资源整合能力，使其能够将行业、企业资源引入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中来。基于上述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分析，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出发，探索职业教育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新思路。1.倡导育训并举，创新技能供给，健全国家技能开发体系为建成“国家重视技能”的技能型社会，需要创新技能供给方式，在国家层面大力加强技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学校与企业为“主阵地”健全国家技能开发体系。首先，需要明确职前和职后两个阶段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目标，以此为依据建设国家技能开发体系。职前阶段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应该定位于“准入”水平，主要满足入职需求；职后阶段主要目标是实现生涯的可持续发展，为技能人才发展提供其所需要的指导与帮助（郝天聪，2017）。其次，为有力支撑国家技能开发体系，可借鉴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理念，破除将职业教育等同于职业学校教育的狭隘观念，充分调动行业、企业等多元主体深度参与技能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实现技能人才的协同培养与接续培养。完整的国家技能开发体系理应包括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因此要坚持面向市场培养人才，补齐企业职后培训力度不足的短板。一方面要紧跟产业人才需求变化动态，了解技能人才市场准入要求，优化职业院校布局、专业布局等，完善中职高职与职业教育本科内部贯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断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适应性、精准性，发挥职业院校在职前阶段国家技能开发体系中的主体作用。另一方面，要健全企业常态化职工培训制度，开展包括入职培训、转岗培训、轮岗培训等多种形式的职后培训，提升职后培训的效率与效果，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人才动力支撑，发挥企业在职后阶段国家技能开发体系中的主体作用。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职前阶段的职业学校教育，还是职后阶段的职业培训，都是国家技能开发体系中不可割裂的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在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可以发挥出合力作用。具体而言，职业院校可以利用其师资、场地等优势，为职后阶段的企业继续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企业则可以利用其更加真实的工作环境，为职业院校师生提供企业实践、实习实训的机会，深入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全过程。2.强化职业启蒙，鼓励技能成才，重构社会文化支持系统为建成“社会崇尚技能”的技能型社会，需要改变社会对技能、技能人才的传统认知，破除歧视观念，鼓励青年一代关注技能、投身技能、走技能成才道路，重构尊重技能的社会文化支持系统。基于对黄炎培职业陶冶教育思想的认识，需要在中小学阶段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启蒙，帮助学生建立起对技能的早期理解，在其内心深处树立起对技能宝贵的基本认识，培养起对某种职业类型的兴趣，并发展自身的职业特长。具体而言，一是依托基础教育阶段的原有课程（如劳动课程、通用技术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体验活动，在职业体验过程中帮助学生建立起对职业的早期认知，并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与品质，培育积极向上的劳动精神；还可以尝试将学生在职业体验活动中的表现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以引导学生积极接受职业启蒙教育。二是在中小学、家庭与社会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充分利用家长资源、社会资源等，为学生提供校内外职业体验实践基地，并精心设计职业体验活动，让各行各业的优秀劳动者为学生做示范讲解，帮助学生在参与职业体验活动的过程中探索职业世界、感悟职业真谛、领略职业风采。三是引导职业院校敞开大门，鼓励其利用自身专业优势、技术优势、师资优势等，与中小学校联合开展多种多样的职业体验活动，为学生提供动手实践与上手操作的机会，从而帮助学生明确自身职业兴趣，并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劳动价值观等。此外，也需要理性地看到，社会文化支持系统的打造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强化职业启蒙教育之外，还需要努力打造技能成才的社会基础。具体而言，在薪酬待遇方面，要缩小技能人才与管理者之间的工资级差，鼓励企业将技能水平作为工资分配的重要依据，努力提高技能人才的收入水平；在职业发展方面，要积极打通技能人才成长发展的渠道，推广“新八级工”制度，让技能人才有更多机会凭借技能获得岗位晋升；在社会地位方面，要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技能人才的宣传，切实提升技能人才的社会形象，努力营造尊重技能、尊重技能人才的社会氛围。3.面向广大群众，推动技能更新，打造终身技能学习框架为建成“人人学习技能”的技能型社会，要始终将广大人民群众放在中心位置，为其提供所需要的技能学习服务，提高其技能素养。全面普及技能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基本前提。作为提升国民技能素养的重要保障，职业教育公共服务要面向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提供以技能为核心的公益化、标准化、市场化的公共服务内容（刘晓等，2022）。为不断推动技能的更新升级，需要打造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贯穿劳动者职业发展各阶段，适应劳动者个性化需求的终身技能学习框架，从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技能学习需求，为实现“人人学习技能”提供重要的基础。在黄炎培职业补习教育思想的指引之下，职业院校需要重新调整角色定位，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技能更新公共服务，打造更加系统的终身技能学习框架，从而达成“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技能学习远大目标。一是职业院校要面向新生代农民工、转岗再就业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残疾人、退役军人等特殊人群，开展技能培训，满足其技能学习需求，帮助其获得一技之长，从而确保“人人”有机会学习技能。二是职业院校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放本校实训基地，积极参与具有公益性、普惠性的社会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发挥其师资优势，拓展其培训功能，并积极走进社区，解决人民群众在生活中面临的技能难题，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技能学习支持服务，从而将技能学习融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之中，确保“处处”有机会学习技能。三是职业院校要利用其专业优势、技术优势等，系统研究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应用方式，开发面向不同行业、针对特殊人群的优质线上技能学习资源及数字技能学习公共课程，打造“一站式”的技能学习环境，以适应智能时代技能学习方式的新变化，进而有效提升全民数字技能素养，从而确保“时时”有机会学习技能。4.突出理实一体，促进技能习得，改革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为建成“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需要抓住职业教育质量建设这条“生命线”，大力提升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以促进技能的有效习得。在技能习得过程中，会涉及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两类知识。理论知识属于“符号体系”，解决的是“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实践知识属于“行动体系”，解决的是“怎么做”的问题（史文晴等，2020）。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在属性上虽有不同，但在习得过程中却不可割裂开来，需要实现理论知识习得与实践知识习得的有机整合。在具体职业活动中，实践知识的习得具有一定情境性，而这种情境性也为理论知识的习得提供了基本前提，由此生成实践性的理论知识（郝天聪，2022b）。基于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认识，需要打造更有利于技能习得的人才培养模式。对职业院校而言，需要充分重视工作本位学习，在真实工作环境中帮助技能人才有效习得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并采取社会化的思路在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实习实训、师资队伍建设与校长队伍建设等方面实现系统创新。为此，需要积极深化产教融合，推动人才培养层面的理实一体，探究具有类型教育规律特征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具体而言，职业院校需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职业院校要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明确产业、行业、企业最新发展趋势，调整优化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专业体系，严格根据市场需求确定招生数量，并主动更新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内容等。二是职业院校要深化教师、教材、教法改革。优化由学校专职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组成的双师队伍结构，引导企业兼职教师深入参与人才培养过程，联合企业兼职教师开发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并积极应用项目式教学法、行动导向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等教学方法。三是职业院校要强化学生实习实训环节，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积极发挥校长的社会活动力，引入优质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实训基地等，为学生营造接近真实的学习环境，并深入推进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尝试为企业解决生产、管理与服务等难题，探索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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